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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需要指出一点,普查数据、小普查数据、年度数据口径不同,不可混用。普查数据10年一次,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“存量数据一次性修正”。比如按2020年底总人口的141178万人,...

  首先需要指出一点,普查数据、小普查数据、年度数据口径不同,不可混用。普查数据10年一次,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“存量数据一次性修正”。比如按2020年底总人口的141178万人,比2019年底增加1173万人(正常年份每年增加400万~800万人)。实际上,这1173万人并不是2020年一年增加的,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存量数据统计的修正。

 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,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,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,增加了7206万人,增长5.38%,年平均增长率为0.53%。

  我们需要简要了解普查口径和年度口径的关系。

  根据国务院2010年颁布的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,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,位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;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调查,也就是1%人口抽样调查,又被称为“小普查”。在不进行人口普查和1%人口抽样调查的年份进行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。

  不同口径的数据是不可直接混合计算的。

  比如2016年初,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总人口数为137462万人;而2016年4月20日《2015年全国1%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》公布的“小普查”数据显示,2015年人口总数为137349万人。

  存量人口的141178万人,以及2020年比2010年增加7206万人(2010年比2000年增加7389万人)这两个数字都超出前期市场过于悲观的预期。过去10年净增加人口几乎持平于再往前10年(只少了183万人)。当然,这很大程度上与2016、2017年二胎政策所带来的短期人口脉冲有关。2017年之后新生儿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,增量形势仍比较严峻。

  2016年、2017年新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、1723万人,比2010~2015年年均值高了110万人左右,比2000~2010年的年均值高了126万人。

  2017年之后,新生儿数据下降比较明显,2018年、2019年、2020年分别为1523万、1465万、1200万人。

 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5月11日在发布会上表示,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回落。初步汇总数据显示,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,这个规模依然不小。

  1200万人是确切数还是约数尚待详细数据,按照1200万人,则环比2019年下降18%左右,大致符合预期。

  2021年2月8日,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《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》,报告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,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.5万人。2019年同一口径数据即户籍登记的新生儿数为1179万人。这意味着这一口径下2020年新生儿下降15%左右。

  2020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是三个因素的叠加,第一个因素是疫情影响。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出生率在2020年均出现显著下行,出生率历史新低的情况比较普遍。疫情影响出生率主要缘于产检医疗条件的变化、收入预期的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导致推迟生育计划。数据显示疫情导致较大比例欧洲育龄夫妇推迟育儿计划。另一个可参照案例是2003年非典,北京地区出生率从2002年的6.6‰大幅降至历史最低点的5.1‰。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年初的影响会落在2020年,二季度起的影响主要落在2021年,2021年出生率数据可能会继续偏低。

  第二个因素是育龄人口的代际下行。由于国内出生人数在1987年是一个高峰,1987和1990年之后曾出现两轮明显下行,这对应2017年后育龄女性人数的变化以及这轮新生儿人数的快速下降。

  第三个因素是工业化-生育率悖论。这几乎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,需要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有充分预期。比如韩国粗出生率已从1980年的22.6‰降至2018年的6.4‰,印度粗出生率已从1980年的36.2‰降至2018年的17.9‰,越南粗出生率从1980年的31.9‰降至2018年的16.8‰(相当于中国1996年前后水平)。欧美下降较慢,但同样处于下行趋势中,美国1970、1980、2018年分别为18.4‰、15.9‰、11.6‰;德国同时段分别为13.4‰、11.1‰、9.5‰。

  以总和生育率来看,1990年美国、韩国、印度、越南分别为2.1、1.7、3.6、3.6,2018年分别为1.7、1.0、2.4、2.1。总和生育率显著偏高的国家,如尼日尔、索马里、刚果(金)、马里、乍得、安哥拉、布隆迪、尼日利亚,均属前工业化国家。

  简单来说,第一个因素代表“生育条件”,属短期扰动,估计主要影响2020~2021年;第二个因素代表“育龄基数”,需要及时、迅速进行政策调整,否则下一个阶段压力会进一步加大;第三个因素代表“生育意愿”,它作为一个全球难题的规律性被很多人所忽视。但恰恰是这种规律性意味着挑战会更大。它可能和一系列内生原因有关,如现代社会体力劳动边际回报率下降、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、住房和教育成本上升等,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流动人口比例偏高,年轻人面临“打工-返乡-结婚-生子”“城市就业-买房-结婚-生子”两种典型路径,均会导致婚育年龄偏晚,从而带来生育率的变化。

  所以,出生率和生育率下降具有内生性,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要有充分预期。

  从这个框架去理解,要影响人口曲线,一要优化生育政策,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;二要有针对性地瞄准“工业化-生育率悖论”,比如通过一系列组合政策降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;通过降低住房成本、教育成本、提升教育资源可得性来降低年轻人生养育的成本预期;通过更广泛的城市群建设,推动工作机会的区域多元化,降低因人口流动模式固化导致的代际晚育的现象。

  政策似乎也已在框架上瞄准这两个方向。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”,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稿指出“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,优化生育政策,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”“降低生育、养育、教育成本,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”。未来相关政策值得关注。

  老龄化特征继续上升,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.5%,上行速度也比上一个十年更快。从世界银行口径数据看,全球65岁以上人口比重大约在9.1%左右,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18.3%,中等收入国家为7.8%。老龄化对经济结构、产业结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。

  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已有2.18亿人,较2010年的1.19亿人大幅增长。和2010年相比,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。这一点是“工程师红利”形成的基础。

  核心假设风险:宏观经济变化超预期,外部环境变化超预期,政策去杠杆力度强于预期。

  (作者系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)

 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”,原标题为《郭磊:七普人口数据简评》,有删节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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